巴蜀文化对李白诗歌艺术风格的浸润

巴蜀文化对李白诗歌艺术风格的浸润

毛晓红  甘成英

（西南科技大学制造科学与工程学院、外国语学院）

摘要：唐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强盛的王朝，诞生了一代文学巨擎——“诗仙”李白。在唐朝文学大家中，李白的诗歌独树一帜，风格独特。李白出生、成长的地方——四川绵阳江油青莲属古巴蜀地区。巴蜀地区所孕育的巴蜀文化是中华文化中的一朵奇葩，李白自小受到巴蜀文化的浸润，其独特的诗歌艺术风格不可避免地受到巴蜀文化的影响。本文试以地域文化为切人点，探讨巴蜀文化与李白诗歌艺术风格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巴蜀文化；李白诗歌；艺术风格；浸润

人们常说：“江山易改，秉性难移”、“一方山水养一方人”、“时事铸就英雄”。可见，“诗仙”李白也是这样的人。英雄本身的因素固不可少，但其外在的时代背景也是无比重要的，李白是中国文学史上少有的传奇诗人，也是少有的天才诗人。他的心灵犹如一注汩汩涛涛，流淌不尽的诗的源泉。无论是山川风物，还是人事交往，无论是所见所闻，还是所思所想。在他的笔底，统统可以谱成震撼人心的乐章。而且，永远是那样地雄浑而清新，具有高山大河般的力量，初日芙蓉般纯粹的美感。李白所生活的时代，从他公元701年出生四川绵阳江油青莲到公元762年他卒于安徽当涂，正是唐王朝由兴盛走向衰亡的过程。李白一生活了61岁，从出生到25岁，李白在四川绵阳江油青莲度过，几乎占了他人生一半的时间。李白25岁东出夔门出川以后，便再也没有回到过四川。在此后长达36年的倥偬岁月里，无论他走到哪里，无论他在什么时候，李白对四川的感情都是毫不掩饰的，他赞美四川的山川风物、乡风民俗，倾慕四川的先贤名宿、道德文章，追忆自己在四川度过的难忘的时光。李白曾有诗《渡荆门送别》：“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对于故乡的文化传统，李白也是念念不忘，津津乐道的，李白在《宣城见杜鹃花》中写道：“蜀国曾闻子规鸟，宣城还见杜鹃花。一叫一回肠一断，三春三月忆三巴。”这首诗歌明确告诉了人们，李白的故乡，就在古蜀王杜宇变成子规鸟催促人民春耕，一直到杜宇啼血而亡化为杜鹃花的蜀地，他的故乡，就在蜀地的“三巴”。

李白独特的诗歌风格与其个性密切相关，但其时代背景的影响也是不可分割的。李白的诗是唐朝盛开的一朵花，绮丽、飘逸、豪放、浪漫，为每一个中华儿女所熟知。李白是郭沫若一生中最为喜爱、论述得最多的几个古代诗人之一，“在中国古代诗人中，博得人们广泛爱的，恐怕要以李白为第一人吧？”（郭沫若《李白与杜甫》）谈到李白的诗歌，人们无不信手捻来几句：“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等等。李白的诗歌，忽而奔放，忽而秀丽，忽而雄壮，忽而悲凄，其天马行空的想像力、奔腾不息的创造力、历久弥新的生命力，使得李白的诗歌成为中华文明史上最璀璨耀眼的一颗明珠。那么，李白诗歌的艺术风格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呢？可以说，李白独特的诗歌艺术风格与巴蜀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

众所周知，李白出生于四川。四川的主要地方是四川盆地，处东亚大陆亚热带地区，地势平坦，河流纵横，气候湿润，土地肥沃，物产丰富，风光秀丽，号称“陆海”、“天府”。《汉书·地理志》称“民食稻鱼，亡凶年忧”，故《华阳国志》称“地沃土丰，奢侈不期而至也”。四川除盆地以外四周全是高山，北、西、南三面分别有秦岭、巴山、青藏高原，在地形上可视为全封闭地区，“其地四塞，山川重阻”（《隋书·地理志》）之类的记载，古今常见。这种地域特点使巴蜀文化远离中心文化，自成一奇特的地域文化系统。四川盆地在地形上为“四塞之国”，古代交通甚为困难，但巴蜀先民以惊人的勇气，创造发明了高超的栈道技术和笮桥（绳桥）技术，逢山开道，遇水造桥，打破了盆地地缘的封锁，克服了狭隘的封闭性。“巴蜀先民为了突破这种地理的封闭性，变蜀道难为蜀道通，付出了难以想象的努力与代价，终于打通了条条渠道，使巴蜀文化始终能与外界产生各种各样的交流与互补，不致成为一种封闭性的文化。”（袁庭栋《巴蜀文化志》）司马迁认为巴蜀“四塞之国”的封闭性是靠“栈道千里，无所不通”来达到开放的，这是很精到的史家眼光。

巴蜀文化源远流长已有5000余年发展历程，在中国上古三大文化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与齐鲁文化、三晋文化等地域文化共同构成辉煌灿烂的中国文明。巴蜀文化是指以巴蜀地区为依托，北及天水、汉中区域，南涉滇东、黔西，生存和发展于长江上游流域，具有从古及今的历史延续性和连续表现形式的区域性文化。四川盆地虽为高山和高原所环抱，但山原之间的若干河谷却成为巴蜀得天独厚的对外交通走廊。盆地的西部是岷江、雅砻江、大渡河和金沙江流域，它们穿行于横断山脉，其中可通行的河谷，成为古氐羌民族迁徙的南北走廊。盆地的东部有长江三峡作为出口。盆地北部既有剑门蜀道（金牛道）直通秦陇，又有嘉陵江河谷直通汉中。而盆地以东的清江流域又北与江汉平原相通，南与湘西山地相连。正是依据这样的地理特点，自古巴蜀先民就兼容了南、北、东、西文化，使四川盆地成为荟萃农耕、游牧文化的聚宝盆。从先秦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巴蜀文化与以下三方文化有明显的交流与兼容：一为荆楚文化，是耕织结合、自给自足的农村公社的文化，它崇尚自然，奇诡浪漫，以《楚辞》为圭臬；二是秦陇文化，注意综核名实，讲究耕战和商业；三是中原文化，崇尚周礼，看重历史，以《诗经》为准绳。巴蜀文化兼容了这三种因素：它接受荆楚文化而把《楚辞》发展为汉大赋；它接受中原文化而使蜀人史学趋于发达；它接受秦陇文化而导致“陇蜀多贾”，工商业繁盛。

巴蜀文化又有具有很强的辐射能力，巴蜀地区是西南丝绸之路的出发点和主经之地，自古与西南各族和南亚各国保持着密切交往，巴蜀文化影响了西南各族乃至南亚诸国，使巴蜀文化冲破了自身的地域特色进而具有大西南意义和国际文化交流意义。巴蜀文化兼容与辐射特色的形成，主要与移民有关。从先秦时期起，历代的巴蜀都容纳了东西南北四方众多的移民。这种移民的特点，从历史记载看，主要是单向移入，外地人移入四川，而很少有四川人大规模向外移出。秦汉时期向巴蜀的移民，主要是整合多元文化。蜀汉和成汉时期的移民特点是上层荆州士人集团的迁入，整合入蜀文化，而下层少数民族流民的大量移入则使“户口于此而繁”，促进了民族融合和交流。唐宋移民主要是文化人入蜀流寓，还有客家人的迁入。清初至乾隆的“湖广填四川”则是垦荒和经商。历史上这几次大规模的移民活动，带来文化的大交流和大交融，形成“风俗舛杂”的文化特色，使巴蜀文化更加五光十色，辉艳夺目。

巴蜀大地是中华民族的又一摇篮，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这里自古就是人类繁衍生息的乐园，同时也是中华文化孕育发展的沃壤。在文化世界，巴蜀文化创造者向以善于体认超越自我、贡献新质文化因素著称。虽然从汉以来，巴蜀历史上出的人才，其总量不及长江下游的江、浙、沪，但其所产“精英”，即《华阳国志》 所说：“英曜炳灵”的文化巨人则秀冠全国。从司马相如、扬雄到陈子昂、李白、苏轼、张问陶、李调元和郭沫若， 都是“文章冠天下”的百科全书式文化巨人。在他们身上，渊源于三星堆青铜文明的奇诡浪漫思维背景的巴蜀人球型思维和发散型思维特征最为鲜明。直到“五四”时期，第一个喊出“打倒孔家店”的是四川新繁人吴虞，体现了蜀人勇于开拓、不畏权势和习惯势力的精神。孙中山先生曾感言“惟蜀有才，奇瑰磊落”。因此，巴蜀文化区在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中犹如一座水库，对中国历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人口等，都起到了流动、储存、调节、融合、扩散等的“水库效应”。当外界有战乱变故，这里就成为“避难所”、时机成熟时逐鹿中原的“根据地”、开拓西南边疆的“前哨基地”。可见，四川历代巴蜀学人敢为天下先、勇为天下创的原创精神和人文底蕴，与巴蜀文化是分不开的，更因为“诗仙”李白的横空出世，从而铸造了巴蜀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功不可没的领先地位。

二

一方富庶，其文化必兴。巴蜀文化的不断积累、变异和发展，为人们留下了神奇的自然世界、神秘的文化世界和神妙的心灵世界三方面的不可多得的独特的历史遗产。长期以来，巴蜀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版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巴蜀地域特色，得到了举世公认。巴蜀文化作为巴文化与蜀文化的有机统一体，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形成独具巴蜀地域特色的文化传承，至今仍体现在巴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纵观巴蜀文化的历史地位，它具有如下三大特征，第一个特征是它的开放性。从历史的进程看，巴蜀文化北与中原文化相融汇，西与秦陇文化交融，南与楚文化相遇，并影响及于滇黔文化。正如四川的地形一样，崇山峻岭屏闭盆地， 使之易于形成为相对独立、自具特色的文化区域； 同时，盆地又犹如聚宝盆，使巴蜀文化易于成为南北文化特征交汇和集结的多层次、多维度的文化复合体。第二个特征是它的整体性。从数千年的历史进程看，巴蜀文化始源独立发展的时期相对甚短，而其与汉文化融合融汇的时期则较长，表明巴蜀人历代对于母体文化体系有最广泛的文化认同的整体观念和大局观念。这种整体性的文化内涵说明巴蜀人善于将不同因素加以整合，善于恰当地将矛盾的因素融汇整合为突破传统、锲而不舍、奋发进取的积极力量。第三个特征是巴蜀文化的特色性。“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后治”是句古话，最早见于明末清初人欧阳直公的《蜀警录》。今天看来，先乱后治的精神，说明四川人的开创性、超前性和风险性意识强。它的社会根基正同巴人的冒险进取性、超前性与蜀人的追求完美性、稳定性的结合有密切关系。

四川学者谭继和曾经指出过，三星堆、金沙文物形象的神秘、诡异、夸张与浪漫，正是道教文化的源头，神仙观念的起点。正是它们形成了今日四川人身上独有的飘逸、淡定、自由、富于想象与创造的独特个性。巴蜀文化以其独特的人文地理环境、悠久的历史文化渊源培养了大批优秀的文人骚客。尤其是唐代以来，巴蜀地区政治稳定，经济繁荣，丰衣足食。唐期是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的一个全盛时期，当时巴蜀地区创造了领先中国、经济文化高度繁荣的成就，成为“财利贡赋率天下三之一”的国家经济支柱地区，为连接东西方的“北方丝绸之路”源源不断地提供了大量丝绸布帛、珠宝图书等商品，为沟通联系内地与西北、西南各族的“茶马古道”提供了主要的茶叶和食盐等商品。初唐陈子昂说：“蜀为西南一都会，国家之宝库，天下珍货，聚出其中；又人富粟多，顺江而下可以兼济中国。”（《旧唐书·陈子昂传》）。同时，此一时期在巴蜀大地上人文荟萃、传奇众多，音乐歌舞、宴饮游乐、城市园林、文学与绘画艺术、丝织业、酿酒业、商贸业等繁盛甲冠天下，为诗歌等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也成就了大批蜀地和入蜀文人一生之中最辉煌的业绩。由于唐期统治集团注意吸取隋、梁、陈各朝灭亡的教训，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措施发展生产，社会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到唐玄宗元年间，国家高度统一，国力空前强大，政治比较清明，社会也相对安定，这就极大地激发了人们乐观上进的信心，高度的民族自豪感和强烈的爱国精神，而这种乐观向上的社会心态正是培养诗歌情调的优良温室。其次，盛唐巴蜀本土文化经过与中原、江南及其他地区的外来文化碰撞、融合、创新和发展，形成了汇集众家之长于一体的复合型文化，将巴蜀文化推向了发展顶峰，在中华文明史上谱写下了灿烂篇章。唐期由于采取了开明政策，社会思想文化比较开放活跃，封建礼教相对松驰，人们主观精神昂扬奋发，加上北方少数民族游牧尚武的习气被吸纳到社会生活中来，这就使得人们偏于高估自身价值，强调个性张扬，推崇人格独立，蔑视现存秩序和礼法传统的束缚，在唐代诗人，尤其是在盛唐诗人身上，普遍存在一种重义轻财，好勇尚武的侠士风度，它与诗人们宣泄怀才不遇的抑郁不平结合在一起，就构成了那种慷慨激昂、奋进敢为的精神特质。巴蜀地区经济的富足带动了文化事业的发展，人们有足够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诗歌创作上，因此产生了像李白这样伟大的本土诗人。

三

任何一个诗人的文学创作在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中必然会受到地域文化的影响，并与之产生各种碰撞和融合。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李白自由独立意识、飘逸浪漫的文风深受由巫祝文化和道教文化所构成的巴蜀文化的影响，在巴蜀生活的这二十五年，巴蜀文化给李白诗歌风格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首先，巴蜀宗教影响给李白的诗歌创作插上了想像的翅膀。巴蜀地区具有厚重的原始宗教的神秘氛围，鬼气浓重，同时也深受儒家文化的修身入仕思想的影响，从而造成了巴蜀文人离经叛道、胆大妄为、标新立异、无所顾忌、敢想敢为、敢说敢干的审美进取精神。李白出生成长于四川，在李白二十五岁前，一直没有离开过巴蜀。巴蜀文化中有着巫祝文化，也因远离传统中华文明的核心区域，所以有着原始的野性和独立意识。这里盛传神话传说，因此这里的文化艺术都具有夸张的特性，比如同样生长于此的司马相如、扬雄等汉代的辞赋家，在他们的文章中，就有着明显的夸张、壮丽之风。儒家思想在巴蜀文化中居于主导地位，巴蜀虽然也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但是道教文化影响的成分更多一些。道教创立在巴蜀，所以巴蜀的道教文化很兴盛，这也是李白在很早就能接触到道教并深受其影响的根本原因。同为宗教，作为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和身为“舶来品”的佛教在思想观念上有很大差别：儒家重实有，道家贵虚涵；儒家尚人工，道家崇自然；儒家主阳刚，道家主阴柔；儒家注重美和艺术的外在功利，道家突出美和艺术的独立；在真、善、美的关系中，儒家强调的是美对善（礼）的关系，道家强调的是美对真（自然）的关系。以“道法自然”为核心的道家美学思想的最根本特征，是崇尚自然天籁。道家追求“道法自然”，而要得自然之性，悟自然之法，就得贴近自然，热爱自然，然后诗人把这种美学思想和情感寄托在所写之景中。景为自然之景，情是真挚之情，展现的是它们的自然本性，这便是真美、纯美。道教文化倡导自由奔放的心灵以及崇尚自然追求和谐之美的观点，给李白的生活和创作以巨大冲击，而美好的神仙境界传说典故则赋予了他创作的不尽源泉。不仅在思想上影响李白，而且熏陶了李白，使他从中寻找灵感进行创作。

李白自幼生活在道教的发源地———巴蜀道教创始人张道陵就是在巴蜀创立五斗米教并在蜀汉传道30余年。李白的家乡四川绵阳江油西南40里的紫云山就是一个著名的道教胜地，李白从小就接受正统的道教教育，其《上安州裴长史书》一文云：“五岁诵六甲”中的“六甲”就是道教术语，这“六甲”是指：“甲子、甲戌、甲申、甲午、甲辰、甲寅”。它既是道教专有的术数技艺，又是道教修炼的符箓功法，初、盛唐时，特别盛行。在《神仙传·左慈》中：“左慈学道尤明六甲能役使鬼神”可证；《道藏》中也有《上清琼宫灵飞六甲左右上符》，此书是神仙方术之书。李白常与道教人士交往，其《感兴八首》（之五）亦说：“十五游神仙，仙游未曾歇。吹笙吟松风，泛瑟窥海日。西山玉童子，使我炼金骨。”李白喜欢接受新奇事物，所以非常博学，在从小熟读了儒家经典和诸子百家外，接触了道教，并结下了不解之缘。在四川历年漫游的过程中，他去过很多道观，也认识了许多的道士并谈论道经，从而对道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后来，他与一位号为东岩子的隐者隐居于岷山，潜心学习，多年不进城市。东岩子是一位具有仙风道骨的术士，他们在自己居住的山林里，饲养了许多奇禽异鸟，做了动物饲养员。在戴天山、大匡山隐居读书时，李白创作了《访戴天山道士不遇》一诗，诗中写因往访道士不遇的愁怅心情，“无人知所去，愁倚两三松。”隐居期间，李白还与江油当地的著名道士雍尊大师进行交流，他在《寻雍尊师隐居》一诗中这样描写道：“群峭碧摩天，逍遥不记年。拔云寻古道，倚树听流泉。花暖青牛卧，松高白鹤眠。语来江色暮，独自下寒烟。”足见李白对道教的一往情深。李白在诗里这样描写青莲家乡的仙山美景：“石蹬层层上太华，白云深处有人家。道童对月闲吹笛，仙子乘云远驾车。怪石堆山如坐虎，老藤缠树似腾蛇。曾闻玉井今何在，会见蓬莱十丈花。”（《登太华观》）元丹丘是李白二十岁左右在蜀中认识的道友，李白甚是欣羡元丹丘的神仙生活，他特作《元丹丘歌》一诗：“元丹丘，爱神仙。朝饮颍川之清流，暮还嵩岑之紫烟。三十六峰长周旋。长周旋，蹑星虹，身骑飞龙耳生风。横河跨海与天通，我知尔游心无穷。” 二十岁以后，李白开始热衷登峨眉山等名山，求仙访道，登上峨眉山时，面对擦脸而过的烟雾，他想起了仙人“骑羊子”：“傥逢骑羊子，携手凌白日。”（《登峨眉山》）而从其二十五岁，他更是历访名山，拜道观。 李白诗歌中天马行空的想象，和他所接受的道教文化有着莫大的关系。正如其诗云“五花马，千金袭，呼儿将出换美酒！”这正是一种道家精神，“道法自然”，不欲强求。道教信仰与李白飘逸放旷的性格密切相关，他追求神仙世界，实际上是为了追求更寥廓、更自由的精神世界。从诗中可以看出，他熟知很多上古的神话传说，而道教中所创造出的仙境、仙女及诸神都成了他诗中的元素，老、庄道教所倡导的自由精神，使他脱离世俗传统的束缚，思维活跃，宗教的热情同时又激发了李白诗歌创作的激情；美丽的神话传说，道教中所描绘的仙境，他的心灵在无边际的想像世界里遨游，使得他的诗文神采飘逸、浪漫绮丽。
   第二，巴山蜀水养育熏陶了李白“飘逸”、“浪漫”的诗情画意。巍峨的高山，浩荡的流水，高树葱郁，猿鸣凄厉，所有的一切都可以给予人们驰骋飘逸的想象。巴蜀几乎具备了所有产生神秘奇幻想象的条件，在这里的神话故事中诞生了无数高人一筹的神人。《山海经》以奇诡、怪诞、夸张的笔调、淋漓尽致的展开想象和幻想 ，表现了巴蜀先民渴望超越人类生理极限的焦灼。《华阳国志》则从蜀王谱系的角度，描述了从蚕丛称王，历经柏灌、鱼凫、杜宇、开明等蜀王代换史及其主要事迹，其中辅以“蚕丛目纵”、“鱼凫仙道”、“杜宇化鸟”、“朱利出井”等神话内容，表现了巴蜀先民对历史的一种勇敢浪漫的原始思维和直觉把握。而“五丁开山”、“廪君化虎”、“鱼盐神女”、“巫山神女”等传说则充盈了巴蜀先民浪漫奇幻，瑰丽飘逸的图腾崇拜。这些都是一种神奇浪漫的地域思想形成的土壤。中国本土神明谱系中的两大最具智慧和浪漫主义想象的主神都源自于巴蜀。主宰文运、功名利禄的文曲星是蜀中梓潼人；英武而“纵目”的二郎神杨戬是岷山人。这些都流露出蜀人的英雄性格和英雄崇拜意识。这既是上古巴蜀先民在漫长的生命进化史中人生体味的积淀，也是他们适应自然，为生存而改造、创造自然的生存体现。那些大胆的想象和充满智慧以及理想的构思都是巴蜀先民浪漫情怀的体现。悠久的历史文化、四塞险固的地理形势、富庶的社会经济、浓郁的地域风情，构成了巴蜀地域社会的独特地理空间，也营造了唐代诗人“在水一方”的感觉印象，因而描绘巴蜀险峻秀美、人文景观的诗作占居主流。 如李白对巴蜀的地域评价甚高：“胡尘轻拂建章台，圣主西巡蜀道来。剑壁门高五千尺，石为楼阁九天开。九天开出一成都，万户千门入画图。草树云山如锦绣，秦川得及此间无。华阳春树似新丰，行入新都若旧宫。柳色未饶秦地绿，花光不减上阳红。谁道君王行路难，六龙西幸万人欢。地转锦江成渭水，天回玉垒作长安。”（《上皇西巡南京歌十首》）

古巴蜀的神话与传说“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蜀道难》）以及仙源故乡、洞天福地、千年古刹等都在滋润着巴蜀的人们，而浓郁的巴蜀风情融合楚文化更显瑰丽色彩和奇幻想象。生于斯长于斯的巴蜀人具有独特的思维模式，即球形发散性思维，在表现手法上极具浪漫色彩，风格独特。其思维方式的特点是仙化思维，与中原文化重“礼”、楚文化重“巫”相区别，蜀文化重“仙”，巴文化则重“鬼”，巴蜀自古就有五代蜀王仙化的传说以及“西蜀崇鸟”的民间信仰等。仙化思维使巴蜀文化表现出极强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影响到社会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表现在文学创作上便是善于夸张、虚构和想象。巴蜀优越休闲的物质文化环境使本土作家想象丰富，极富浪漫情怀，使巴蜀的文学创作在中国文学史上大放光彩。正是在这种自古巴蜀时期就已形成的浪漫文化传统影响下，司马相如才开创了汉大赋这种文体，他的《子虚赋》和《上林赋》是其最具代表性的文学佳作，气势恢宏，铺张华丽，极富想象力和浪漫主义色彩，令汉武帝飘然欲仙，演绎了司马相如与卓文君浪漫爱情的千古绝唱，彰显了汉代文学的最高成就。诗仙李白自小受巴蜀文化的浸润，其球形发散性思维与仙化思维的传统表现在他的诗歌创作中便是想象奇特，妙喻连篇，形象生动，穷情尽变，他更是继承了这种浪漫主义精神，留下了众多脍炙人口的诗篇。如“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将进酒》）、“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上李邕》），等等。评论李白的诗，最长用的词是：浪漫、豪迈。“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南陵别儿童入京》）是李白的豪放；“我欲因之梦吴越，一夜飞渡镜湖月” （《梦游天姥吟留别》）是李白的浪漫；“长江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苍海”（《行路难》）是李白的豪放；“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是李白的浪漫。李白的豪放是因为心胸宽广，充满豪气，而他的浪漫则是他对自由、对理想的追求与渴望。李白为了表达这种强烈感受，在创作上选择了易于表达自我主观色彩的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并从民歌、民间故事中汲取了大量的素材，形成了独特的浪漫主义创作风格。从李白现存诗歌看，他最擅长、贡献也最大的是七言歌行（多数是乐府诗），他的许多代表作几乎都是用这种形式创作的。因为歌行的篇幅大，容量也大，句式长短错落，形式自由灵活，又可换韵，便于表达热烈奔放的思想感情，塑造雄伟壮阔的艺术形象，像《将进酒》、《梦游天姥吟留别》这些浪漫主义的名作，确实是非行歌而不能容纳。

第三，巴蜀“豪放”风气统摄着李白诗歌创作的基本艺术趋向。生活在儒家文化边缘地区的巴蜀人是自由放任的，自由放任和自足自信促使人们选择了“豪放”的文学。巴蜀作家多有激情澎湃、出语宏阔之作。司马相如、扬雄、王褒的“汉赋”，铺张扬厉，以大为美；苏洵、苏轼的散文开阖抑扬、纵横恣肆、豪情奔放，波澜壮阔，诗歌作品中的“豪放”之声更是时有所闻；其他诸如苏舜钦、李调元的诗歌作品也自有一种雄健豪迈的风格。对豪放的追求显然已成了巴蜀文人的一大传统。尤其是到了唐代，帝国的强盛，帝王的提倡，作为文化的代表，诗歌迈入了全盛时期。诗风的多样化，可谓目不暇接。其中，豪放的诗风，迅速崛起，同大唐气象互为摩荡，构成一道奇异的人文景观，令人叹为观止。尤其是盛唐时期，李白的横空出世，他那“谪仙人”般天生超迈不羁的品格，铸就了他特有的诗风——激昂、飘逸、壮阔、浪漫，若强以一词加以概括，便可曰“豪放”！豪放，几乎成为李白诗歌中无时无刻不在的标签。正是李白天才型的禀赋和才调，才将诗的艺术境界推向了一个令后人难以企及的高峰。豪放，也因而从此成为诗风的重要一格，为后世众多人所激赏、所崇尚、所仿效发扬。事实上，宋代的豪放词，不过是豪放诗风在新体裁上的继续漫延而已。北宋大文豪苏轼高赞“古来惟有谪仙词”，在自己的作品中往往喜欢化用李白诗句便是明证。赵翼《瓯北诗话》评李白：“自有天马行空，不可羁勒之势。”又说：“才气豪迈，全力神运，自不屑束缚于格律对偶，与雕饰者争长。”强调李白诗歌的“神”、“气”、“奇”等主体性特征。前人评李白思想及创作，多用一个“奇”字，如“以奇文取称”（元稹）、“才大语终奇”（钱起）、“才矣奇矣”（白居易），这类评价语很多。其他如贺知章所说“谪仙”、杜甫所谓“佯狂”以至诸如令力士脱靴和骑鲸飞升之说，虽不言奇，但“奇”寓于中。杜甫很敬佩李白，在《春日忆李白》写道：“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突出的是李白在诗中所表现的与众不同的独特个性，这种个性，有些用“豪放飘逸”“豪爽感激”“豪迈俊逸”来概括，虽说法有所不同，但都突出一个“豪”字。

巴蜀特定的地域文化对生活在其中的李白在观念形态、思维方式、性格和气质等方面以深深的影响，反映在诗歌中就是歌咏巴山蜀水、抒发对家乡的热爱，在抒发感情时也往往放浪不羁、不拘一格。联系李白的《蜀道难》《将进酒》等等诗歌，熔铸了诗人翻腾不息的诗情，气势雄浑而豪迈，感情高昂而浓挚，给人以“挟海上风涛之气的感觉”；《蜀道难》之诗喷薄而出，排山倒海，借助神话传说驰骋想象，大胆夸张，突出描写蜀道的高与险，把丰富的想象和奇特的夸张结合起来，着力渲染“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李白的诗歌因之获得一种难以抵御的力量和直冲霄汉的豪气。可以看出他的诗往往透过“豪”的表面寓于“悲”的实质，在悲感至极就以豪语出之，这正是李白个性的基本特征。李白瑰丽飘逸的思想，至情至性的品格，在所有异彩纷呈的作品之中，却都流淌着一股豪放的底蕴。李白是豪放风格之集大成者，情感激荡，格调昂扬，想象奇特，夸张出格，是李白豪放诗风的特点。“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将进酒》）气势浩荡，一泻千里；“草绿霜已白，日西月复东。”（《古风》）描绘光阴流逝之快，人事变迁之速，一气呵成，天衣无缝；“燕山雪花大如席”（《北风行》）“白发三千丈，缘愁是个长。”（《秋浦歌》）夸张虽不合理却合情。从艺术成就上来讲，李白的乐府、歌行及绝句成就为最高。其歌行，完全打破诗歌创作的一切固有格式，空无依傍，笔法多端，达到了任随性之而变幻莫测、摇曳多姿的神奇境界。李白的绝句自然明快，飘逸潇洒，能以简洁明快的语言表达出无尽的情思。在盛唐诗人中，王维、孟浩然长于五绝，王昌龄等七绝写得好，兼长五绝与七绝而并至极境的，只有李白一人。

第四，巴蜀文化的多元交融造就了李白诗歌的恢宏气象。盛唐文人在文学中表现出的开阔的眼界，自由活跃的思想，蓬勃向上的生命力，激奋昂扬的气概；它展现了强大民族鼎盛时代的整体精神风貌。作为这一时期的伟大浪漫主义诗人李白，他的诗歌强烈而鲜明地表现出这种盛唐气象。李白如此热忱地追求理想除了是他积极人生态度的延续之外，同时也是来自于这个时代精神的激励与鼓舞，给李白的诗歌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丰富了他的诗歌意境和情趣。具有盛唐气象的诗人，往往是富有魅力的人物，在盛唐诗人群体中李白的魅力更是无人可以匹敌，他以一种震慑的力量征服了当时的读者。他的魅力首先源自于巴蜀源远流长、兼容并蓄、生动活泼、风味无穷的文化沃土对他完美独立的人格、纯正的品质和傲岸的精神的滋养和哺育。盛世文化的繁荣乃是南北文化和中外文化交流的结果，而李白一生又和盛唐时代相始终，恰恰处在这两种交流的高潮中，再加上他本人特殊的教养和经历，终于使他和盛唐文化一起登上高峰。盛唐时代经济繁荣的景象，是李白构思壮美形象的直接推动力。李白诗中所表现的浩瀚气魄和雄伟的景物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盛唐的国力。唐代从开国至“安史之乱”前，国家一直处于上升状态，特别是开元、天宝年间，四海升平，国泰民安，已达到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这种空前盛世极大地激发了国人的民族自信心和时代优越感，怀着繁荣时代强盛民族的优越感、自信心和诗人积极的人生态度，远大的政治抱负，盛唐诗人的诗歌明显的体现出积极向上、昂扬奋进和出仕报国的情怀，这种情怀空前绝后的强烈，成为盛唐诗歌与其他时期诗歌的最大不同，其成就明显的高于其他任何时代，在这种氛围下诗歌所呈现的境界、意念也突出的高于其他时期，诗人禁不住内心的激动而放声歌唱，赞美这个时代，并决心献身这个时代。如李白的《古诗五十九》（其四十六）：“一百四十年，国容何赫然。隐隐五凤楼，峨峨横三川。王侯像星月，宾客如云烟。斗鸡金宫里，蹴鞠瑶台边。”    应该说，巴蜀文化兼具南北文化的特征。古代巴蜀作家富浪漫气质，接近南方文化的代表——楚；文学风格上偏向崇高，又接近北方文化的代表——秦。这其实是与巴蜀地理环境兼具南北特征相一致的。巴蜀先民总是以开放的姿态不断迎接与整合外来的人群与文化，经过消化选择，融入巴蜀原有的本土文化内容，再加以发展提高，以至历史上巴蜀文化几度站到了我国经济文化发展的最前列。唐代巴蜀地区的诗歌创作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对整个唐代诗坛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是文学史上不可忽略的重要现象。巴蜀地区古属西南夷，山多水多，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远离王权的生存状态，都有利于张扬个性。俗语说：“山高皇帝远”，表现的就是不愿做顺民的叛逆性格。巴蜀人的叛逆性格使他们不愿随波逐流，他们特异独行，在什么情况下都要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自汉代以来，巴蜀士人的奇特异行一直震惊着世人。然而在巴蜀地区，地域上的封闭与文化上的开放却自由并存。巴蜀文化海纳百川，诸子百家的思想在这里都能找到它生存的土壤。“青城天下幽，峨眉天下秀”，青城山是道教的圣地，峨眉山是佛教的圣地，传统的儒家与道家、佛家等结合起来，杂糅在一起。正是由于巴蜀文化的开放性、包容性使得巴蜀文化具有文化的多元特色。巴蜀文化发展的历史，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巴蜀地区的各族先民以不屈不挠的精神与封闭型的地理条件进行顽强斗争并取得胜利的历史，可以视为巴蜀本地的先民以开放的姿态不断迎接与融合外来人群与外来文化并取得成就的历史。巴蜀士人奇异的个性表现在文学创作上便是创新、是务出己见，《汉书·地理志》说古代巴蜀人：“未能笃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讥”，虽是贬语，却也写出了巴蜀士人的“好文”以及通过写文章来表现自己对传统道德的质疑的创新思想，此外，巴蜀人的灵敏和好胜又推动人们在文学上的不断创新，不断开拓。巴蜀文学是富有创新精神的文学，巴蜀作家是惯于标新立异、开拓前进的作家。“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韩愈《荐士》），陈子昂是唐诗开创时期在诗歌革新理论和实践上都有重大功绩的诗人，李白则是对这一诗歌革新运动作出了最大贡献的人。李白的诗歌创作更是如此，他的诗歌受到巴蜀社会客观因素和时代变迁因素的影响，他将本土固有的诗歌创作模式与外来风格相结合，其诗歌风格明显地表现出多样的发展和变化。李白出生成长于巴蜀，漫游于江汉，游历于吴越，他的身上有儒、道、游侠、纵横家的成分，但是以儒、道为主，因此，他受到了巴蜀文化极深的熏陶，后游历于北方，期间又浸润了北方深厚的文化内涵。巴蜀淳厚质朴的民风、壮丽雄伟的山河，给李白的诗歌增添了宏厚、豪迈的气势；海纳百川方能成其大，李白将各地地域文化融合，取长补短，既有继承又有超越，具有了丰富的华夏文化性格，使得他的诗歌既灵秀飘逸又大气磅礴，成为盛唐最具有代表性的诗人。

总之，不难看出，李白之所以成为享誉世界的诗仙，是时代背景与历史文化的客观因素，与其个人追求、个人努力的主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李白适应、接受了巴蜀文化，巴蜀文化精神也大大的影响了李白的思想性格与文学选择。李白诗歌风格的形成过程，既是唐朝由盛转衰的写照，又是个人成长的心路历程。他的诗歌风格可以模仿，但其诗歌中的精神却永远无法超越。巴蜀文化成就了李白，李白也为巴蜀文化增添了最闪亮的一笔。

主要参考文献：

[1]刘茂才、谭继和．巴蜀文化的历史特征与四川特色文化的构建［J］．四川省情，2005年第10期

[2]徐学书，突出巴蜀文化特色推进四川文化产业发展［J］．《区域文化与区域发展》，河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10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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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毛晓红．儒家文化对李白创作的影响分析［J］．当代文坛2006年第6期

[5]毛晓红、甘成英．道教文化对李白诗歌创作的影响分析［J］．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7期

[6]毛晓红、甘成英．李白“逍遥游”的分析［J］．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7期

[7]毛若 、毛晓红．巴蜀文化对李白浪漫主义诗风形成的影响［J］．新西部2010年第8期

[8]毛晓红、甘成英．蜀中‘逍遥游’是李白悟道、修道、行道的过程［J］．新西部2010年第12期

作者简介：

毛晓红，西南科技大学制造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李白文化。甘成英，西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李白文化。